案例简介： 

2023年，内地居民张某在香港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高额重疾险，保单约定适用香港法律，争议由香港法院管辖。2024年初，张某在等待期刚过后即确诊癌症并申请理赔。保险公司调查发现，张某投保前已在内地医院确诊相关症状但未如实告知，遂以“恶意隐瞒病史”为由拒赔并解约，且不退保费。张某遂向内地法院起诉，但保险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，主张案件应由香港法院审理。由于两地司法衔接不畅，案件陷入管辖争议，张某维权成本陡增，最终因跨境执行困难未能获得赔偿。 

风险分析： 

1. 投保人恶意利用跨境法律差异：隐瞒病史+择地投保，部分投保人利用香港保险“无限告知”原则与内地“有限告知”的差异，故意隐瞒病史赴港投保，等待期后立即索赔。管辖权博弈，投保人可能选择司法成本较低的地区起诉，但保险公司常以“合同约定香港管辖”抗辩，导致案件久拖不决。 

2. 保险公司调查手段受限：跨境取证困难，保险公司需调取内地医疗记录，但受数据跨境流动限制，调查效率低下，甚至因证据不足被迫和解。法律适用冲突，香港保险法更倾向保护保险公司，若内地法院审理，可能因适用香港法律而加重投保人举证责任。 

3. 维权成本高且执行难：判决承认障碍，即使内地法院判决支持投保人，香港法院可能以“公共政策”等理由拒绝执行，导致胜诉无果。诉讼成本倍增，跨境诉讼需支付香港律师费、翻译费及差旅费，远超保险金本身。